文/云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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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个年头。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整天的忙啊忙，从来没想到坐下来听听父亲讲讲他过去的故事。现在自己身体越来越差，感觉自己也在飞快地老去，每每想写一写我深爱的和深爱着我的父亲母亲，又觉得记忆里全是不经意间听来的零零散散的小碎片……
父亲出生在一九二五年农历五月二十五，父亲一辈儿姊妹七个，他是最小的，应该也是最争气的一个。奶奶一生勤劳，但爷爷却不咋着调，没有自己的田地，一家人只靠给地主富农扛活度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寄人篱下去了大梁东（我家北边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子）奶奶的娘家（刘姓）。
父亲七岁那年正月，刘家有新女婿拜年，大摆宴席，宾客们都坐下吃饭了，才想起来奶奶，于是派人来叫。奶奶心里明白，可也只好答应过去，来人一看年纪最小的父亲也在，就说：“还有小外甥呢，小外甥也去吧。”父亲说自己已经吃过饭了，于是叫客的就猛拽父亲的胳膊，“快跟老姑一起去吧！”父亲双手紧紧抓住门框死活不去，心想：“你老姑穷啊，不然怎么这个点儿才想起喊她吃饭呢？”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会讲起这个故事，意在教育我们——人可以穷，但志绝对不可以穷。
父亲的童年，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家里衣不暖身，食不果腹，他没读过一天书，解放后只读过一个月的夜校。但是，父亲却能读书写字，还打得一手好算盘。听二姐说，有一年秋季生产队里下账，老会计蒋振贵（因他患有严重的肺病，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为了照顾他一家老小，队里就安排他当小队会计）成天坐在生产队炕头上算也没算出结果来，一天晚饭后父亲来到小队，一晚上就帮他用算盘算出来了。要知道，那时候是没有计算器的。
在旧中国的大背景下，父亲尽管再长志气再努力，也改变不了饥寒交迫的命运。一九四六年，他毅然决然地应征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他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在解放平泉，解放承德、遵化等战役中，多次身负重伤。没有文化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还晋升为排长。
解放后，父亲也转业到地方，最初分配到宁城县教育科，月薪十八块五，这点工资自己能吃上饭，却供养不起奶奶啊，他又毅然决然地回家种地了。他认为，只要有地种就不会挨饿。那时候的他们，能有地种就是最大愿望，能填饱肚子就是终极追求了。
后来，因机缘父亲去了北大荒，在那里干得风生水起，因为奶奶病重，他又回来了——期间，农场领导多次写信邀请他回去，他都没有动身。回来后，父亲当上了生产队队长，一干就是二十七个年头。
父亲始终眷恋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尽管贫瘠，尽管偏僻，尽管交通不便……
现在，兄辈们生活的小小村落，就是当年父亲带领乡亲们开辟的（原来大家都挤在九队那个更小的村落里）。首先，在村子东北角打了一口大井，井口两米见方，井深足有十米，因为五米以下才见到水。井底、井壁、井台都用石头砌成，在那个物资贫乏、工具落后的年代，我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父辈们是怎样肩扛手抬完成这项工程的。
清澈的井水养育了村里几十口人和生产队里大大小小的牲畜。有了水源，然后就是盖房子，盖饲养院。清楚地记得，这第一口水井就在饲养所南门口的西南角，这样既方便饲养员经营牲畜，又可以供给村民集体饮用。
我家和东院徐大娘家是这个小小村落最早建成的两户人家。那时的房子是单一层的石头地基，往上全是柴草泥垛成的屋墙，而院墙都是土夯成的。在当时，有个这样的简陋小家，人们已经很知足了。
小村落面南背北，不足二十户人家，成四排分布。要知道当年这里还是一片长满了山花椒和野草的荒地，南北都是小山梁，东西各有小河沟。
居家有了着落，但是供养乡亲们赖以过活的土地却寥寥无几。于是，父亲又带领乡亲们把属于我们生产队南北小山梁上的荒地开垦出来，变成了现在的沙土地。
有了土地，还得有柴烧，更需要绿化环境，保护植被。为此，每当植树季节，赶上农闲时的下雨阴天，雨过天晴后，父亲又亲自带领乡亲们种树，把属于小队的沟沟岔岔，只要能种的地方，都种上树。乡亲们也都积极响应，因为给他们记工分啊。那时候，到了秋天，交完公粮，是要按工分给家庭开支的。
除了种树，父亲还号召乡亲们养猪、积肥。首先在生产队里养，渐渐有了余粮，再带动乡亲们家家户户都养。趁农闲或雨过天晴后，又组织大家集体积肥。春天和夏天需要拉土垫猪圈，经过两个季节的发酵，秋天再把猪圈里的粪肥挖出来，用树条编成的抬筐每两人一抬，抬到生产队粪场子，待第二年倒细了，再用马车拉到地里施肥。同时，每家每户积攒的农家肥也都收集到生产队的粪场，猪粪、黄粪（厕所里的）、草木灰都要。一边起粪一边安排劳力到荒野拉土垫圈，以便为下一次积肥做准备。
俗话说，庄稼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粪肥跟上去了，要是雨水再给力，伏天带领大家多锄几遍杂草，在那贫瘠的土地上，同样能获得大丰收。最好的年景，人均收入五百五十元呢。
队里生产搞得远近闻名，地板好但经营不善的邻村都得来我们小队借粮吃，一借就是一马车，到了秋季再如数还回来。慢慢地，我们小队成了存粮集体，小村子也成了富裕村，远近的姑娘都愿意嫁过来呢。
大伙都有饭吃，干劲就更足了。打我记事起，就没记得我们小队谁家吃过什么国家供给的返销粮，也没吃过黄玉米面干粮，真像歌中唱的那样，“小米饭把我们养大”。
乡亲们有了饭吃，还需要有副食。父亲还是带乡亲们自力更生，南山梁脚下有个小小沟湾，比其他地方水脉略浅点，便在那里开垦出来了一个小菜园，种烧瓜，种蚕豆，种角瓜……收获的时候，采摘下来，按人口分到各家各户。另外，乡亲们还在生产队房后开垦了一小块荒地，分到各家各户，用来栽大葱；在营子西南角开垦出一块地，栽地瓜，种土豆、胡萝卜、大萝卜。再后来，随着住户的增加，又在西南角这块地上打了第二眼大井，把这块地变成集体菜园，有了水就较比原来种的菜更丰富些了。家家户户到了秋季都得挖个菜窖，把它棚起来，上面再盖上柴草，里面用来储备些过冬的蔬菜，有土豆、大萝卜、胡萝卜、大白菜、辣菜。
有饭吃，有蔬菜，乡亲们还需要有钱花。当时，公社来了个张德林老书记，跟父亲年龄相仿，蒙族，很实在，很关心百姓生活。当然，跟勤劳肯干的父亲也很聊得来。老书记通过外出考察，开始动员公社人民种植甜菜。甜菜叶子可以采集回来喂猪，甜菜疙瘩可以当作经济作物卖给糖厂。这应该也是全县的举动吧，因为那时宁城县是有糖厂的。
和种植以往的粮食作物相比，种植甜菜应该算是大工程了。土地必须深翻，肥料还得充足，还必须是水浇地。我们小队仅仅在十一队门前有五十亩水浇地，而浇地的水源也是靠十一队门前那个大坝供给。据父亲跟别人介绍，就这块地还是跟四队打官司要回来的，否则我们队就全部是山地。
最壮观的时候，要数秋季刨甜菜了。得需要几套人马出动呢，要使工作效率高，就必须合理分配劳动力，让大家各尽所能，各司其职，既不浪费劳动力资源又能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如何分工，我想，父亲头几天就得做到心中有数。
体格羸弱的妇女要留在小队里做饭。那时的大锅饭真的很好吃，因为各家妇女都忙着出勤挣工分，所以家里根本没时间做什么花样饭。妇女们做熟了，有年糕饼、散状、煎饼、土豆饭、烀地瓜等，由饲养员用挑筐肩挑着送到地里，为地里的人们提供午饭。如此安排，主要是为了节省时间。
体格好的壮男子当然是负责刨甜菜疙瘩了，给他们记10分工满分。其余的妇女分成几组，每组都有个能干的组长，各组按垄头的长短依次排好落座。她们自己组负责把刨下来的甜菜拣到一起，再用小型除草工具修理掉甜菜疙瘩上的泥土，修好的要过秤，记下每组修好的斤数。
斤数都是记在一个个硬纸片上，这就是父亲发明的所谓的“甜菜票”。晚上收工后，再跟会计一起按重量折合成工分。这甜菜票是父亲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用废纸或药盒做成的，那时候有一种褐色、用来做包装的厚纸，人们俗称“牛皮纸”。父亲把它折皱摊平，然后裁成近乎楷，订成小本本装在兜里，方便携带和记账。
还有一组人马，就是驾马车和押车的了，那时候叫车老板。他们负责把修好的甜菜拉到糖厂去卖掉。我想，这要属于技术工了吧？
就这样，父亲当了二十七年的小队队长。两袖清风，一心为公。曾多次受到乡、县、市级表彰，家里简陋小屋的墙壁上挂满了父亲大大小小的奖状。最值得一提的是，乡政府还给过父亲两次物质奖励。第一次奖给他一台大金鹿牌自行车，第二次奖给他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有了自行车，父亲本该取代他大半生的步行了吧？可是他没有。用他的话说：“我都这把年纪了，笨手笨脚的，一旦摔着多让人笑话。再说了，成绩也是大家努力得来的，我自己受之有愧。”
记忆中，父亲有午休的习惯，早上却从来没晚起过，不论天气如何。他常说：“待要过好，每年起个早。”冬天，尽管天气严寒，他也照常早起，背起粪筐，咳咳着走出大门，一边捡粪一边拾柴，没等我们起床，父亲又咳咳着满载而归了。
那时候，只要睡梦中醒来，听见父亲的咳咳声就知道父亲回来了。现在回想起他的咳咳声，仿佛就在耳边，也是现在才终究明白，父亲出门时的咳咳声，是天气太冷了，进门时的咳咳声，是提醒我们他回来了，不要怕……
哪怕阴雨天，父亲也照样早起，母亲戏谑说：“你爹他属鸭子的，阴天乐。”其实不然，是他心怀集体，操心家事。特别是连阴天或下大暴雨，他都要去检查生产队的猪圈、牲口圈有没有进水，呼唤猪倌和饲养员做一下预防；叫来保管员看看生产队存粮食的库房有没有漏雨；田间地头有没有被淹，如果有，晴天是要组织大家叠坝沿的，回来还得给自家猪圈门外挡个泥坝沿。如果发现情况紧急，还要喊几嗓子，经营村民们看看自家的猪圈有没有进水……还有许多我目不所及、耳所未闻的事情。要知道最早的房屋和圈舍，从地基以上都是柴草泥建成的，哪像现在砖瓦到顶，还有钢筋水泥加固。
现在回忆起来，是粪筐伴随父亲走完了他的大半生，这也许就是他晚年饱受肩周炎之痛的根源吧。后来有了化肥，不用捡粪了，这个肩上侧挎的筐篓也未曾离开过他。因为，当年一肯中林场在我们村子西梁和北山种植的树木成材了，需要就近找人护理，父亲又当之无愧地被推选成了一名护林员。如此一来，他起早巡山的时候，都会背着筐篓，顺便捡些刮落的树枝，到了秋季，有时还能捡到蘑菇。
这个工作虽然辛苦又担责，但父亲干起来照样有声有色。记得，曾经乌苏台洼有人深夜进树林偷了树木，父亲踩着脚印一直追到那人家里，人家怎么会承认呢？不知父亲如何跟他们交涉的，在他家柴草垛里找到了橉木，人家还是不承认，后来父亲好像又通过对接树茬什么的（当时我没听懂），反正最终事实证据让偷树人心服口服地承认了错误。后来，父亲通知林场来人做了处理，并对偷树人进行了说服教育，目的在于警戒他和其他人不要随意盗取国家树木。这个“案件”破获以后，果真就再没听说出现丢树现象。
父亲一生养育了我们姊妹七人，我有两个姐、两个哥、两个妹。虽说父亲老年后有点偏爱儿孙，但他壮年时却尤其喜欢女孩。
还记得他常常羡慕营子西头老闫家有五个闺女，自己也想有五个闺女。在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时，母亲已经怀了第七胎，由于父亲的心愿未了，母亲执意生下才去放环的，果真来了五妹，父亲乐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讲他有五个闺女呢。
我们姊妹七个从小到大，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是父亲照管。晚上只要听见哪个孩子喘气不对，父亲就知道他不舒服了，马上起来摸摸脑瓜。要是发热，就赶快找来索密痛或安乃近，咳嗽憋气就找来百喘朋或茶碱片……这都是他和二大爷的常用药。后来家里也常备注射针剂，什么安痛定啊，穿心莲啊，庆大霉素啊等等。父亲母亲都会打针，但母亲只负责给邻里打针，从不给我们打，他俩好像自然分工似的。
父亲支持我们读书，由于当时太困难，奶奶又病着，所以大姐没能读书，这成了父亲一辈子的痛，也落下了大姐对他一生的埋怨。为了弥补大姐，在大姐出嫁的时候，父亲还买了辆红旗牌自行车给她做嫁妆。后来我们姐四个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我们都读书了。
所有子女中，两个哥哥和我是最令父亲操心的了。
大哥读书时得过低血压，动不动就头晕，经过多次医治才恢复。大哥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父亲的老战友给介绍的他家亲戚，算是家长包办，结婚半年就离了，后来直到二十八岁才又结婚。为了大哥的婚事，父亲可没少奔波，托亲戚找朋友地帮大哥介绍对象。
二哥中学时得过甲状腺肿（俗称“粗脖”），在那个经济和医疗水平都很落后的年代，父亲还是托人打听着把医院做了手术。记得父亲送二哥去住院回来，满脸憔悴，心情沉重，不停地叨念，“哎，手术室不让大人进，不用陪床。这心啊，不知啥滋味，就像被刀割掉了一样……”
而我，就更业障了。一周岁半就得了小儿麻痹症，发病就高烧，烧得死去活来，喂药也不吃，灌药还气得背过气去。没办法，去小城子找一个很有名的世家儿科大夫，他给我配了无味药，我还是不吃。最后，母亲把药放在好吃的干粮里、饭里，大我五岁的二姐吃，我就是不吃。后来，发烧控制住了，曾经欢蹦乱跳的我，两条腿却都不能走路，只能爬，一年后，右腿才奇迹般地恢复，可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
到了入学年龄，我的上学又成了难题，因为我家离小学足有六里远。那一年邻居徐海廷大哥因为头婚大嫂不能生育离了，再娶的嫂子是位民办老师。师资有了，父亲又三番两次地去大队里申请在我们小村成立个教学点——在饲养所腾倒出一间屋，用大坯垒上高矮各几个泥垛，上面盖上木板，高的当课桌，矮的当板凳。这就是我们十几个孩子的启蒙教室，徐大嫂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三年级时，徐大嫂因为有了二孩儿辞职了，我们也被合并到了离家六里以外的村小。父亲又把我送到离村小最近的本家雷显童老哥哥家去住宿，按每天一斤小米核算（那时他们小队还几乎吃不上小米）。
由于体质差，上学时我三天两头地生病，生病就得家里人去看我，实在坚持不了就得休学，好了我还要继续上学，上学就得要父亲去学校找老师，好在那时学籍管理还不像现在这样严。这样断断续续，既函授又进修的，虽然学历不高，我却读了近二十几年的书，最后总算读个教书匠来聊以为生了。父亲临终前几天，我趁放晚学回去看他，给他擦擦身子，擦擦脸……临走时，他还艰难地叮嘱我“好好干”。我一边流泪一边骑着自行车前行，心想：放心吧，老父亲，女儿不会耽误人家孩子的，一定好好干，不会辜负你的嘱托。
父亲的一生，不仅拉扯我们这些儿女，还拉扯和半拉扯了两个单身大爷。据说，三大爷本来有家室，但由于他脾气暴躁，把三大娘打跑了。二大爷也跟本村一个丧偶女人结过婚，婚后并育有三个子女，孩子很小就得急病夭折了。
二大爷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后来，经本村一个叫蒋河的老大爷撮合，二大爷就跟我们一起过，直到八十四岁，父母亲养二大爷老，我大哥为二大爷送的终。三大爷性格倔强，体格也不赖，就一直自己过。后来，应三大爷要求，我二哥结婚就直接到了三大爷家，意思是过继给他养老，三大爷也活到八十五岁。
总之，父亲一生没少操心，也没少受累。
联产承包之后，父亲信心百倍，他常说：“再干几年，手里有了余钱，我就去跑火车板（意思是不再辛苦务农，去做小本买卖）了。”
可是，他终究没有盼来这一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无论如何也没有舍得离开过这片贫瘠的热土……
一九九〇年，我高二那年的正月初四，虚龄六十六岁的父亲因医院。临行前，跟我两个哥哥和母亲交代，将来，两个光棍汉大爷百年之后要给他们安排冥婚……
医院住了半个月，父亲回来以后就又一次落下了残疾。左侧肢体不听使唤，口角略有歪斜。这跟战争年代的伤残不同，那时只是留下伤疤和阴雨天的不适。而这次，却使一生热爱劳作的父亲丧失了劳动能力。经过治疗和锻炼，他几次康复，又几次复发，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十九年。即便是这样，父亲也没有放弃过轻微劳动，拄着拐杖去地里帮母亲拔苗、剥玉米；在场院砸瓜子、钳谷穗……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他无数次地摔倒，又无数次地爬起来，有人遇见了去扶他，他执意不肯，必须自己努力起来，说如果靠别人帮忙，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命途的多舛，经济的拮据，儿女的无能，没有让他接受最好的治疗和康复。自打〇七年，他就再也没能从炕上下来穿上过鞋子，即便如此，他也坚持每天按时起床穿好衣服，让母亲扶他坐起来，坐累了再躺会儿。后来竟又添了新病，尿液浑浊且异味浓重，我们只当是长久卧床的原因。听母亲讲述，每每发病时，父亲都跟母亲喃喃地重复：“不行了，孩子们没有家了……”
直到病危的前一个月，二哥卖了牛，四妹回来，医院做了检查，原来是患上了膀胱癌，已经到了晚期……这样严重的病，他老人家竟是忍受过去的，没有治疗！可怜的父亲，病倒的这近二十年来，他的身心经历了多少常人无法忍受的痛楚与煎熬啊？！现在想来真真是心疼欲裂，无以言表！
二〇〇九年，农历后五月初一下午五时多，勤劳简朴一生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这片土地和他永远牵挂的儿女们……
只愿，天堂里没有病痛，没有悲伤，没有泪水……
云依依写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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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不易，期待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