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W医生三明治收录于话题#三明治短故事个
W医生上次在短故事学院写了自己退出22年的婚姻，恢复单身的故事。这一次，她写到了在这些人生变动背后，始终在她身边默默支持的两位女性朋友，以及她们跨越了24年来的友谊。在编辑这篇故事的过程中，我被W医生与小徐和花姐那份共有的纯真与温柔、对彼此深深的信任和热诚而打动，而我也从这段女性情谊中收获了力量和启发。
作者丨W医生
编辑
恕行
年夏，我告别父母亲友，以及一起工作医院的同事们，以闪婚的方式移民美国。年，我在新泽西州考取了针灸和草本药剂师执照，开了诊所，专攻西医各科疑难杂症里的保守疗法。诊所和药房几次搬迁，目前位于新州Warren镇中心。
医院，我第一个轮转的科室是心内科老八楼，在那里结识了小徐和花姐两位护士，情同姐妹。如今她们也在我的诊所上班，所以我们称诊所为“老八楼海外部”。我们仨，一个是当年相当被看好的医生，另外两位则是科室里最能干的护士，这样的组合，优势互补，是最强大脑加上最强执行，抢救危重病人时总能配合默契。
就工作量而言，美国诊所不能和国内门诊相提并论。我在急诊就曾经有过一个大夜班接诊88个病人及连续出救护车五次的记录。我学的是西医，兼修中医，在国内时是急诊科内科医师。新州的针灸界有这样工作背景的医生并不多，所以诊所经常很忙，处理的都是相对复杂的医案；花姐和小徐的助力，使我如虎添翼。
医院多年，我依然会梦见值班查房交接班和抢救危重病人的情形。小徐和花姐也一样，梦里总有许多以前工作时的记忆碎片：监护仪，显示器，氧气管，安瓿瓶，来来往往的人。
老八楼在到年之间，出走了三位员工，先是我，接着是小徐，再后来是花姐。我出国后，小徐和花姐一直单身，于是先后由我为她们做媒，嫁到了美国。这辈子我就做了两次媒，都是我的闺蜜，而且都还成功了。大家来到美国之后，各自经历了许多事情，分分合合，终于在去年的疫情期间，于诊所重聚，再现了当年的雷霆三人组。
老刘主任曾说，“老八楼一下就走掉了我的三名猛将。”
“是三朵花。”我纠正他。
“你们仨在美国要互相帮助，好好工作生活，我们都会很想你们的。但她们有你，我是放心的。你们都很聪明能干。”
老主任的话让我的鼻子一阵发酸。刘主任是亲自把我从院长办公室领到老八楼的人。假如当时院长问我选科意愿的时候，我首选的不是心内科，也许后面的故事就不一样了。
01
97年，我从医学院毕业参加工作，初涉江湖，医院老八楼心内科。彼时，小徐和花姐已经在科室工作了五年。
上班的第一天，查完房，我坐下来写医嘱。组里一位小实习医生凑上来，小声对我说，“老师，你要小心这里的护士，心内科的护士都非常厉害，很凶的，尤其是四大恶人，千万不要得罪她们呀。”他用下巴指了指护士站，并努了努嘴。我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只见护士站那边一片袅袅婷婷，哪有什么恶人？
“过些时候你就知道了，总之要小心啊。”实习生语重心长。我笑而不语。
几天下来之后，我开始理解他说这话的意思。
在心内科住院的病人很多，病床总是不够，监护室也不闲着。早晚交班查房，收治病人一刻不停，还有各项诊疗操作。医生开医嘱很体现水平，如果对病情判断不准确，对护理程序不了解，就会开出很多令护士难以执行的长期或者短期医嘱来。护士要三查七对，过医嘱，执行医嘱，发药，抽血，护理，工作量非常大。不上道的医生，会使护士们非常恼火。但大部分护士即便心里再不爽，对医生说话还是很客气的。
唯独心内科的护士，脾气大，而这里面脾气最大的，又非“四大恶人”莫属。小徐和花姐位列第一二大恶人，只要她俩在，实习生们人人自危，就算是科里的医生，一个不留神也要挨骂。她俩心直口快，嗓门最大，对事不对人，也从来不给谁面子。小徐来自湖北武汉，高冷大方文艺腔，皮肤白皙爱看书，扎一个马尾辫，额头光洁饱满，爱穿高跟鞋，唱王菲的歌，不笑的时候，显得很凶。花姐来自广东农村，天生是一个爆仗，性子又急又烈，直肠直肚，一言不合就开骂，火爆的性格全院闻名。这俩恶人的护理技术十分过硬，几乎从不出差错，任何时候都镇定不慌，抢救时甚至能顶一个医生用，救治能力十分突出。
我经常暗中观察她们的言行举止，对她们敢说敢做、刚直不阿的性格很欣赏。因为我从来都是大家眼中的乖乖女，服从全员指挥，老好人一个，明明那么的优秀，却又那么的不自信。
很快我就适应了心内科的工作，并顺利获得了同事们的认可。小徐和花姐，与我搭班最多。我羡慕她们的无畏，甚至觉得，假如我够自信，也会毫不犹豫成为像她们那样的“恶人”。在工作上，从一开始，我就神奇地从没有被她们骂过，为此我也问过她们原因。
“我们骂的是那些又蠢又懒的人，那些自以为是还不知所谓的人，不是你这种又聪明又什么都做得好好的人。”
“跟你上班省心啊，还舒心，你没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医嘱，又什么都愿意帮我们做，你在我们都很舒服。”
“因为你工作上让人挑不出毛病，还是个奉献型，当然不会骂你。唯一的缺点就是工作太积极，害得别人想偷个懒都难。”
“你没架子，人特别好，爱操心，对谁都恨不得掏心掏肺。又软柿子一样，没个脾气，谁都能捏。”
02
缘份是奇妙的东西。三个个性完全不同的同龄女生，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闺蜜，一起度过了很多彻夜长谈的夜晚和一起出游的白天。
我们谈原生家庭，成长经历，谈看过的书、电影以及遇到的各种人，还有对未来的梦想；下了班，又可以约着去逛街，下馆子，或者回到宿舍继续聊，追韩剧，补眠，烧饭吃。逛街时，她俩并排走，我跟在后面给她们拎包，看她俩试衣服，砍价，医院的八卦，发现她们总是那么一针见血，令我眼界大开，给我恶补了很多社会知识。
共事的几年，我们一边成长，一边互相支持。一线医疗人员的工作生活三班倒，很辛苦。除了强度很大的工作之外，我们还要共同面对科室人际和医患关系的压力，每天如履薄冰的同时，结下了极为深厚的情谊。我是文艺女青年，性格敏感，多愁善感。小徐的共情能力很强，对我的任何情绪她都能稳稳接住，理性地帮我分析，总能理解我并支持我。花姐不吃我们的这一套，大白话简单粗暴，不管是否利于行，先忠言逆耳再说。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还是婚恋。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统一意见的领域。关于爱情，婚姻，遇人，择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那几年，明里暗里的，我们作为未婚女青年，都陆续被热心人安排很多相亲饭局，仿佛女青年的单身是一种病，人人得以治之而后快，不过我们都不爱去。
被拒绝了好意的人觉得我高冷，其实我是一个在有着极强控制欲的母亲管控下，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要什么”的人。而她俩则因为心性清高，并不愿意随波逐流，看穿很多所谓的媒人其实都是为了来看热闹而已，故此更加不为所动，高质量的单身生活不香吗？而且她们也不是软柿子，所以敢前来硬捏的没几个人。有些不自量力自以为是的媒人，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灰头土脸地轰走了，恨恨啐一句“四大恶人”。
我始终没有她们那么坚强。年，我以闪婚的形式逃跑了，逃离了那些我改变不了的所有，我总是以为，逃离是最直接有效的新的开始。然而，越到后来，我越加意识到，一个人，如果自己没有改变，是无法通过外力来获得拯救的。真正的救赎，必须源自内心的觉察。
当时，“四大恶人”里面已经出嫁了两个，只剩下花姐和小徐，因为单身，在别人眼里恶度加倍，走到哪里都是话题，压力可想而知。那几年，她俩焦虑、沮丧、压抑的心情，我不止一次在电话上和电子邮件里感受到。关于这个现实社会，我们有时就是这么无力。
03
转眼我已来到了美国几年。不同的体制，国情，不同的环境，一切都是新鲜而令人兴奋的。美国的生活节奏很快，但我适应得也很快，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唯一困扰我的，是我的家庭关系。父母选择来美国和我们同住，出发点是来帮助我们，尤其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但一个屋檐下没法同时有两个主人，我原先希望用婚姻来逃离原生家庭的计划落空了。
几乎是盲婚哑嫁地和Z先生组建了家庭之后，我性格里的硬伤无可避免地开始浮出水面。面对不能理解自己的伴侣，沟通不良的亲密关系，以及来自原生家庭的持续压力下，我的抑郁症多次被诱发。
所幸的是我和小徐一直保持着联系，在分开的将近五年时间里，每天的电子邮件或者信件电话，从没间断过。我们无话不聊，隔着重洋共生。在那些焦虑无助的时刻，小徐就是我的树洞和定心丸。任何时候只要我需要倾诉，她都会在那里倾听，不断给我心理的陪伴和共情，也给出行之有效的建议。可以说，没有当年的她，就没有我今天的安然无恙。她对于我的意义，可能大到她自己都难以想象，使我相信世上总有一些人是为我们而来的，就像我们也为他们而来一样。有一次我抑郁发作达到最低谷，情绪已经涣散，给她发邮件的时间比平时晚了几个小时，她就立即拨打了越洋电话，敏感察觉出我的异常。即使电话费那么贵，她还是一直耐心隔空陪伴，直到我情绪稳定，握着电话睡着了。我永远记得她对我说的那句话，“最艰难最想放弃的时候，请再多坚持一天。要相信多等的这一天，会使很多看似无法改变的事情改变。”她要我发誓会这样做，她才能放心。这句话从此成为了我的救命锦囊。
医院这个是非之地，在异国生儿育女，重回校园和考场，一路过关取得了相关的医疗执业资格，着手准备开办自己的诊所；她俩却依然在里面“水深火热”，值不完的夜班，应付不完的考核，铁打的单位流水的领导，纠结的医患关系，苦大仇深的医改*策都是不变的话题。她俩后来都升了护长，在医院的急诊科和外科各自独当一面，性格还是那么直，也成为了“剩女”，高不成低不就。
医院里的风言风语，使她俩疲于应付。小徐成熟一点，选择含蓄沉默，一笑置之。花姐则总是把不怀好意的媒人骂回去，“要你管！”在别人眼里越发显得怪异了。转眼她们就进入了三十岁，在深圳已经没有多大市场，不是被介绍一些大龄离异男，就是丧偶男，还有一结婚就得给人做后妈的，她俩被气得没了脾气。本来各自买了单身公寓里，生活自得其乐，医院里就是总有不少人都对她俩指指点点。
04年一次邮件里，小徐写道，“自己的心，就像沉到了河里的石头，虽然感觉得到水流在身边匆匆经过，却对自己无能为力。”这句话，使我心疼，我的冰雪聪明的女友啊。我第一次萌生了给她做媒的念头。我试探她的意愿，择偶已经够折磨人，出国做过埠新娘则是更大的决定，意味着更多未知的人生。
她第二天回邮件说，“好。如果我们再能在一起，我愿意。”她同时叫我也帮花姐留意一下，并且说，“我相信你看人的眼光，你不是用眼睛看的，你是用心去看的。而你又是那么了解我们。有你在那里，我们不怕。”我顿时有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就要以一己之力，把我最好的女朋友带到我的身边了。我开始用打猎似的眼光看身边的人，一见到熟人圈里有貌似合适的单身男子，我就主动上前询问，估计我当时的样子，像极了卖保险的。我自己已经随便嫁了，姐妹们可不行，我不允许。
03年一次普通的聊天时，一位杨姓老师聊起他有一名学生，广东人，人品不错，银行工作，年龄也合适。我立即请老师帮我牵个线。我手上没有小徐的照片，就把我们视频对话时她的头像打印了出来，黑白、朦胧，扎个马尾辫。
我把这张纸交给老师，他皱了皱眉头：“你不是说她和你长得很像吗？怎么不是鹅蛋脸，是个大圆脸？”但老师还是把他学生的电话给了我。我像揣着宝贝一样把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带回了家。
晚上，强压心跳，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拨打了过去，单刀直入，“请问你是杰吗？我是杨老师的助教W，我是一个很善良很好的女生，现在我想把我最好的女朋友介绍给你。她人在深圳。是医院最年轻的护士长。希望你能考虑和她交往。”
我不歇气地可能讲了五分钟，把小徐的情况详细介绍。从她的人品，她的才情，到她的爱好等等，讲完才发现自己握电话的手心都出汗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做媒。电话那头一直是沉默的，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你”就没了回音。我正在暗暗着急，又一句话传入耳中：“我们见个面吧，容易说话。”我心里那个高兴啊，就像自己中了什么大奖，兴奋得一夜未眠。
那个周五，这位叫杰的男生，约我在纽约的一家日本餐馆吃寿司，见面。他不是一个外向的人，问一句答一句。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他适合小徐，小徐也适合他。我仿佛看见了他们以后幸福的样子。我记得自己恳切地对他说了一句很傻的话，“我对你很满意。请你看看我怎么样？如果你喜欢我这样的，就会更喜欢小徐那样的，我们个头差不多，但她样样都比我好，比我有趣，还会弹钢琴。”对面的男生温和地笑了，和我交换了邮件。我又把小徐快递寄来的照片，交给了他。
回家的火车上，我激动打电话给小徐，说，“看了看了，我给95分。”后来小徐对我说，你这个人，为什么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那么宽松？这是95分吗？最多65分。但她还是和他开始交往了。她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我最好的女友已经找到了她的幸福，我为她开心。她也希望我得到幸福，我信任她，但愿你会是那个对的人……”
一开始他们的邮件会先转发给我，仿佛不是交友信，而是等领导批阅的文件。我总是看着这些邮件傻笑，简简单单的几句寒暄话，我翻来覆去读，愣是脑补看出了爱情小说的样子。搭上线几天后，我就识趣地退出了，让他们自己联系。我会每天早晚查房一样问小徐怎么样怎么样，她都说不怎么样。我又问杰怎么样，他也说不怎么样。分别聊了几次之后，我发现他俩的沟通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小徐说，感觉像“温水煮青蛙”，没有激情也没有太多共鸣。我只能在中间帮忙解释，做他俩的桥梁，白天和杰聊，晚上和小徐聊，操碎了心。
这么不温不火谈了几个月，双方都淡淡的，眼看没戏了。两人都对我表示感谢，小徐说不要太累了，不要勉强了，彼此太多不了解，算了。我很难过。
一天，忽然福至心灵，我把这几年我和小徐的信件全部打印了出来，这里的内容涉及我们的三观，对时事的看法，对人生的理解，大到风花雪月，小到芝麻绿豆的生活小事，无拘无束的语言，嬉笑怒骂，无遮无掩，是我们的原色。当我把这厚厚一沓信件交给杰的时候，我对他说，“请你看一看这些信件，看完了之后，假如你还是对她没有感觉，就算了。”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小徐，但正是这一动作，使他俩的关系火速升温，大概是因为他懂了更多的她，而她也惊喜地发现“他怎么忽然就开窍了”。缘分的桥，终于搭起来了。
04
05年3月30日小徐来到美国。出嫁的时候，小徐是在我家穿上的嫁衣，盘起头发，我给她打的伞，送她上的花车。我自己没有婚礼，没有穿过婚纱或者晚礼服，却在闺蜜的婚礼上穿了。晚宴前她在休息间补妆的时候，司仪对我说，等下你代表女方讲几句。我的眼泪一下子冒出来，小徐也是。我们泪眼婆娑地对望着，司仪说，千万不要哭，妆会花。
小徐的第一个家，安在木桥镇离我家车程五分钟的地方，走路可达，我们是一碗汤的距离。和我一来美国就开始上学考试找工作的做法不同，小徐从嫁过来的第一天就做起了居家太太，医院的这些年消耗了她太多，终于可以缓一缓。我虽然很希望她能来我的诊所上班，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但她尊重她先生的意思，专心在家相夫教子，说是“嫁鸡随鸡”。这是我一开始没有料到的。我没有想象过小徐做全职太太的模样，以为她会和我一样重回职场，然而她没有，只在我诊所某些非常需要人手的时候，客串帮忙过几天。
也许是因为她先生性格沉稳，情绪稳定，小徐结婚后改变很大，不再锋芒毕露，为人处世也没有了原来的那种尖锐。她对我说过她的原则，就是明确关系中的边界感，然后“对自己低要求，对别人也低要求。”在这一点上，小徐比我聪明很多，婚姻家庭关系里能做到游刃有余，“既然结婚了，就图个平安长久，若需要改变，就改变，人总要往前走的”。因为住得近，我们经常互相走动，做什么好吃的，都可以送一碗到她家；有什么事情喊一声，几分钟他们就能来到家里。那段时间，我很幸福。
后来小徐随丈夫工作的变动，08年六月离开美国，即将在香港和沙特之间往返，我们又要分开了。他们启程离开新州前一夜，我辗转难眠。凌晨四点，月亮西斜，我静悄悄起床，蹑手蹑脚走出家门，发动车子开到了她家楼下。五点多钟，屋里亮起灯光，里面的人起床了。再等了大概半小时，我上楼敲门，她先生开门看到我很诧异，因为他也正准备送小徐到我家和我告别，没想到我先一步来了。小徐刚洗好了澡，顶着湿漉漉的头发。我们拥抱在一起，彼此的脸都湿湿的，她摸摸我的大肚子，埋怨我冲动。那一天是六月二号，离我的预产期还有一个月，小徐也刚刚怀上了二胎。
这一分开，就是七年。我们又回到了天各一方的以前，还是每天靠邮件和电话联系，话题总围绕着孩子和家庭。沙特的生活很不一样，除了买不到猪肉之外，蔬菜的品种也不多，她上超市还要按照穆斯林的规矩蒙上头纱，以及在祷告音乐响起的时候抱着孩子离开商场，“落荒而逃”。在香港的生活则和大陆差别不大，只是居住的地方很小，街道上广告牌的霓虹灯在夜晚闪得公寓里的人失眠。
年初，因为小儿子有自闭症，在香港无法得到良好系统的治疗，家里气氛开始绷紧。小徐和我不断讨论着对策。恰好我家老三也是高能自闭症，因为学校以及教育局给了无微不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