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今天
因为汶川地震
所有的中国人锁住了悲伤
钢筋水泥没能抵挡住大地的撕扯
房子倒了，教室塌了，孩子没了
我们都哭了
……
10年前的5月，因为汶川地震，所有的中国人敞开了爱心。抗震的前沿，从不缺少大连人的身影；捐助的后方，更有大连人的一双双手。
城市与人
流淌的是爱的暖流
大连人用海一样宽广的胸怀
以及对生命的热爱
从心灵和行动上努力拭去
汶川脸上的泪水——
天大的困难，我们一起扛
今天
我们向大家介绍几位
10年前与汶川心手相牵的大连面孔
走进他们的十年记忆
张志明：看过人类的脆弱和坚强，这十年我始终心向阳光
张志明，现任大连市交通局副局长。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时任市建委总经济师的张志明自愿报名加入第一批赴灾区援建队。作为大连理工大学结构工程专业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张志明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地震结构抗震的，所以当时想都没想就报名了。
为援建的现场总指挥，张志明全程参与了什邡市灾区临时安置点的建设，大连援建队用两个月的时间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援建，张志明也在当年被授予“什邡市荣誉市民”称号。在年5月12日灾区重建一年的报道中，大连日报记者曾以《什邡，从此成为生命中的牵挂》对他进行了详细报道。
我是半年前到任市交通局副局长的，现在主抓公交、出租车等一系列与民生相关的工作，你问我办公室门边上这几个大箱子是怎么回事，搬过来还没来得及拆呢！
或许是和四川有缘吧，我从什邡市援建归来之后，年11月到年11月，作为中组部、团中央第十批博士服务团成员，再次回到四川挂职服务锻炼，任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成员，主要协调当地灾后永久建筑的重建工作。
一年间，我曾深入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大邑县各灾区，了解、协调解决重建中存在的问题，重点督促泰安镇、大观镇等十几个点加快重建速度，到年6月底，基本完成了全成都市农村45万多户的住房重建任务，当地的城镇住房重建也实现了预期目标。
灾区援建经历对我这十年有什么影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灾区，我经历了上百次余震，看过了很多灾难面前人类的脆弱和坚强，所以在以后很多事情都不会那么计较。
有了灾区的援建经历，我在工作上再遇到紧急的事儿、突发的事儿，都比较能稳得住，不会那么着急。
从灾区回来之后，我又先后在全运会大连赛区组委会场馆建设部、市轨道办任职，主抓项目建设。每到一处，无论遇到什么棘手的工作，就是想办法去做好。
回顾这十年，我始终心向阳光。这也算是灾区援建给我带来的影响吧。在四川我结识了好多工作上的好朋友。
前一段时间，这些好朋友纷纷打电话问我何时回去故地重游。时间过得真快呀，我也有五六年没再回四川了，不是不想、不牵挂，是大连这边也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
我还经常在电脑上看看当地重建前后的对比照片，当地变化肯定很大了，这些变化中也有我们的努力，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刘长宏：我的变化，源于抗震救灾的12天
刘长宏，现任大连医院胸外科主任。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以刘长宏为队长的18人医疗队，立即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
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周年祭”，刘长宏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绵阳市，见到了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他说，他们心情依然很沉重，地震救援时的一幕幕如旧电影般，在脑海不断涌现，挥之不去。
年5月4日“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刘长宏再次踏上了那块土地，他依然轻轻地走过遗址。他说，看到当年的断壁残垣发展到如今的繁荣兴盛，经历了巨大灾难的人们，从悲壮走向豪迈时，他为之动容。
十年来，刘长宏爱上了四川火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做“开刀匠”帮病患权衡疾病风险与机会，亲自将学医院——这个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刘长宏说，他的变化，源于汶川抗震救灾的那12天。
刘长宏捧着纪念册，回忆当年抗震救灾的情景。
刚到绵阳就遇上4.6级余震
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天灾是无情的，人是有情的，大地震吹响了人性史上前所未有的号角。
大连医院在地震当晚就接到辽宁省卫生厅的指示，遂立即启动抗震救灾应急预案，并选调精明强干的医护人员连夜组成抗震救灾医疗队。以我为队长，骨科、普外科、脑外科、麻醉科9名医生，6名护士、2名后勤人员为队员的18人医疗队，立即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
5月15日凌晨，我们刚进入绵阳市，就遇上了4.6级余震。到达灾区，还未来得及走进临时帐篷，就听到受伤灾民的痛苦呻吟，全体队员就像听到了号角一样，来不及收拾自己的行李，放下背包，直扑抢救第一线。
当我医院急诊大厅时，眼前的惨象使我们更加震撼：急诊大厅里躺满了伤员，有的头部流血，有的残肢断臂，有的甚至奄奄一息，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充斥着坏死组织的气息，一双双无助的眼神，盯着我们，渴望得到最快的救治。
我们的所见所闻，很多人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都难以遇到，许多的救治流程与方法也不能按照书本进行。眼前的一切，激励着全体队员的斗志。
在短短的十个工作日里，我们独立管理三个病区，收治了余名伤员，完成了20余例手术，进行骨科及外伤处理余次。与此同时，我们针对每个伤员仔细检查伤口，及时进行细菌培养，为日后的防疫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刘长宏与医疗队队员医院救援
救援12天3级以上余震就有四五百次
救援12天，3级以上余震就有四五百次。提到唐雄，大家通过新闻媒体似乎都略知一二。
这位在废墟下坚持个小时存活下来的唐雄，就是我们的队员救治的。医院时，唐雄由于长时间的重物压迫，右足压伤，全身多处擦皮伤，严重营养不良、重度脱水，很容易产生厌氧菌感染和其它并发症。我们不顾病菌传染的危险，立即冲上前去，查体，听诊，组织专家会诊，确定治疗方案，并安排专医专护，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在唐雄送来的那个晚上，预报可能有6到7级余震。医院大楼里能撤离的医患都走了，可是唐雄必须有人监护。
队员刘霞和孔晓梅毅然像往常一样走进病房接班，而且病房在九楼。我一晚上也没睡，不停地在大楼与帐篷间转悠。我对她们说：“大哥陪你们上夜班，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18个人都要在一起。”另一名护士杨艳虽然不值班，当晚也一直陪着刘霞和孔晓梅，她说：“我们三姐妹生死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唐雄的病情终于趋于平稳，当被取下眼罩，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能看见早上升起的太阳，真好，太谢谢你们了！”
大连护士守护坚持小时存活下来的伤员唐雄
抢救中没有医患只有炎黄子孙的骨肉情
现实是残酷的，地震是无情的。记得有一个7岁小女孩，地震残忍地夺去了她的爷爷、妈妈，而且还夺去了她的左腿，脸颊上还有一个缝了20多针的伤口，更让人心痛的是，她的右腿开放性粉碎性骨折，需要做截肢手术。
队员周峰给她做麻醉时，她的眼神充满企盼，轻轻地对周峰说：“叔叔，能不能不锯我腿，我还要走路！”向来坚强的周峰一下子哑然了，鼻子一酸，泪水模糊了双眼。他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转移了话题：“小朋友，你上几年级了？”“一年级。”“你和我的女儿差不多。”说到这里，周峰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他想到了临行前，还没来得及和他说上一句话的女儿。
正在此时，有人大喊：“余震了，周医生，快出来！”情况十分危急，但周峰没有动，他用力握着小女孩的手：“好孩子，你是好样的，有叔叔陪着你。听叔叔一句话，咱坚持了这么久，就是为了活着，只有活着才能走路、才能上学啊！”“叔叔，谢谢您！不要让我疼。”孩子哀求着。“别怕，叔叔给你打麻药！”此时的周峰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余震过去了，手术完成了。队员们为周峰鼓掌，而他只淡淡地说：“谁都有儿女，换了谁，都会这样做的。”一次又一次的余震，但是抢救却没有停过。骨科医生王东昕、李光灿、杨梁，在手术室里稳稳地做着手术。为了他的伤员今后能顺利安装假肢，为了孩子还能站起来走路，他们认真地消毒、止血，小心翼翼地切除每一块坏死的部位，进行着他们平生最艰难、最痛心的手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五个小时……手术终于做完了！而耗尽体力的医生们却瘫坐在手术室里。这一刻，已不再是医生和伤员的关系，而是炎黄子孙的骨肉之情！
救援回来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一次，孙旭医生回驻地，当他穿越斑马线时，本能地环顾来往的车辆。但是，眼前的一幕让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出租车司机发现穿白大衣的孙旭，都将车停了下来，让他先通过，并鸣响汽笛向他致敬。有的司机在车中还竖起了大拇指。
孙旭说：“这种场面，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真为中国人的团结精神骄傲，为骨肉同胞血脉相连的深情自豪，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医院里，牺牲在余震中，也没有任何怨言。因为，我是中国人！”在这12天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的号召力、向心力、凝聚力。
“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号召力、临危不惧砥柱中流的向心力、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凝聚力。”这些不再是报纸上字眼，而是我的切身感受。除了来自全国的56个医疗队外，还有无数人民子弟兵承担起抗震救灾任务，无数公安民警全力保障灾后重建，无数名志愿者集结在灾区倾注爱心。这些都激励着我们，每个队员的衬衫上，都赫然印着“生死不离”四个鲜红的大字。
十几天里，正是依靠这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共同经历风雨，共同遭受苦难，共同解救灾区伤员。抗震救灾回来后，我就立即写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想说，祖国再需要我奔赴现场时，我还将义不容辞，并将有了另一个身份。
“可以不手术的尽量不手术”
也就是在抗震救灾的12天里，我被四川人的坚强所感动。一位高中女孩儿被救援人员从预制板下救出，骨盆粉碎性骨折。然而坚强的女孩儿没流一滴眼泪，她的家人都失踪了，得知这一情况后，队员由相玲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哭了。但是女孩儿却安慰着队员由相玲说：“阿姨，你别哭！我能挺住。”由相玲说：“孩子，有阿姨在，你放心，阿姨就是你的亲人，阿姨会照顾你的。”
那天中午，由相玲把自己的午饭留给了女孩儿。事后，女孩儿握着由相玲的手激动地说：“阿姨，等我好了以后，我一定去大连看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离开四川的最后一天，我们才吃了一顿火锅，从此我便爱上了四川火锅。
为了保住伤员的性命，“残忍”地截肢，我做过；为了保住唯一的手臂，“大胆”地放弃截肢，我也做过。
记得有一位20多岁的小伙儿，已经被截去了一条腿和一只胳膊，另外一只胳膊也出现了坏死症状。用急救理念来处理，截肢治疗毫无疑义。但是，我当时就想，20岁的小伙儿剩下一条腿让他怎样度过未来的数十年？没有家属签字，我签字！我就为患者拿定主意，全力保住那只胳膊。
在队员们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小伙儿的胳膊保住了。当他得知前因后果后，也激动地哭了。每每回想起那段日子，我觉得当医生最崇高、最伟大。
救援回连后，我继续做着胸外科医生，但是我的治病理念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在医疗活动中，人应该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医生要站在患者与家属角度，换位思考。因此，面对病患时我一再告诉他们，可以不手术的尽量不手术。外科医生绝不仅仅是个“开刀匠”，而要帮助病患权衡风险与机会，做找到最佳诊疗方法的“健康守护者”。
赵蕴颖：在不安中出发，在感动中前进
赵蕴颖，大连日报经济新闻部主任记者。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第10天，赵蕴颖就随我市首支援建队伍到什邡市采访，什邡与汶川隔龙门山相望，分处龙门断裂带的两侧，也是特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当时灾区余震未消，百废待兴，作为大连日报第一位进入灾区的记者，赵蕴颖在历时半个月的采访中，深入受灾最严重地区，和援建队员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发回了大量第一手消息，将我市建设系统为灾区建设临时安置点的进展情况及时带给心系灾区的大连人民。
转眼到灾区采访已经10年了。至今仍清晰记得年5月18日的那个下午，那是一个周末，时任市建委主任谭积斌直接打来“下周我市的建设系统灾区援建队要出发去德阳，你去不去？”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立刻就答应了：“去！”
放下电话后，不安才慢慢涌上来。那段时间几乎每时每刻都在